杨灿明：以现代化人力资源赋能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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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灿明，经济学博士，意大利罗马一大荣誉博士。PG电子·(中国)官方网站原校长、党委副书记。现任收入分配与现代财政学科创新引智基地（教育部、人社部）主任，PG电子·(中国)官方网站财税学院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教育部财政学专业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教材委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专家（马工程）；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人才；国务院第八届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财政部“跨世纪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研究方向：财政基础理论和财政政策。主持“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研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研究、地方财政行为及其规范化的研究、中国政府采购研究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共中央办公厅委托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霍英东教育基金会课题等国家级、省部级课题20余项。主编的《中国财政学》入选首批中国经济学教材。出版《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研究》《市场结构与政府经济行为》《财政理论与制度创新》等专著和译著1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重要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160 余篇，并有30余篇研究成果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成果荣获中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等国家级奖项、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湖北省发展研究奖一等奖、湖北省委优秀调研成果一等奖、财政部优秀教材一等奖、中国软科学专业研究奖、ACCA卓越成就奖等重要奖项20余项。获评大学生最喜爱的校长。

摘 要：立足于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宏观背景可以发现，人力资源在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对“马尔萨斯陷阱”理论的批判性审视，凸显了人力资源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从教育体系优化的视角出发，提升教育质量、强化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培养、深化职业教育改革，以及推广终身学习理念等策略，通过塑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力资源，激发企业家的创新潜能，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进而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两个毫不动摇”，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并构建覆盖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以强化顶尖人才的培养和创新能力的提升。

关键词：人力资源；新质生产力；创新；教育改革

当前，中国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时期。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重塑生产方式和组织形态，催生了新的生产力形态。这些变革不仅标志着生产方式从劳动密集型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也预示着劳动力结构的深刻变革，其中知识技能型、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而传统体力劳动岗位则呈现减少趋势。

新质生产力的概念，由习近平总书记于2023年在四川、黑龙江、浙江、广西等地考察调研时提出，并在随后的全国两会上正式纳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新议题。这一概念的提出，反映了党和国家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的深刻洞察和前瞻性思考。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改革的推动，特别是要通过深化人力资源领域的改革，激发创新活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人力资源现代化，本质上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本文讨论人力资源现代化如何赋能新质生产力，以期为推进改革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英国著名人口学家马尔萨斯（Malthus T.R.）提出了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之间的矛盾关系。马尔萨斯认为，生活资料的增长是算术级的，而人口增长是几何级的，这将导致生活资料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他主张通过战争、疾病等手段来抑制人口增长，以缓解社会资源与人口需求之间的矛盾。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马寅初也认为应控制人口增长。尽管毛泽东曾批评马寅初的观点，不赞同简单地控制人口规模，但中国后来还是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增长的速度进行了控制。这表明，马尔萨斯和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并非完全错误，而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马尔萨斯的理论被后人总结为“马尔萨斯陷阱”，用以解释历史上人均生活水平长期未发生质变的奇特现象。统计数据显示，从16世纪至19世纪初，绝大多数地区的人均生活水平并未发生质的变化，原因在于物质财富的增长被人口增长所抵消。然而，进入19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短短200年左右的时间里，人类在物质上实现了质的飞跃，这标志着人类最终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新阶段。《人类之旅》一书中，作者盖勒（Oded Galor）探讨了人类如何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盖勒认为，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关键转折点，它最早发源于英国，这一时期的社会变革，包括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等，以及科技进步和教育普及，为工业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这些变革促进了人口增长与人力资源的结合，实现了人口向人力资源的转变，生产力水平得到大幅提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增加了人口抚养成本，从而抑制了人口增长。这一历史性转变，使得社会生产力得到革命性飞跃。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其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背后的关键在于教育的普及和科技的发展，而这些都源于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

人口向人力资源的转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它标志着人类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发展，从而摆脱了马尔萨斯所描述的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教育质量的提升和科技进步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前提条件，它们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经济中心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关于工业革命为何在英国而非意大利发生的问题，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了宗教信仰差异的解释。韦伯认为，意大利的天主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不符，而英国的新教则鼓励勤劳工作和创造财富，这与资本主义精神相契合。这种宗教伦理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的经济轨迹。教育因素也在经济中心的转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英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如剑桥和牛津大学，为工业革命的发生提供了知识和人才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中心从英国转移到了法国、德国，并最终在20世纪转移到了美国，每一次转移都伴随着教育中心的转移。当前，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教育事业也取得了显著进步。21世纪的中国有望成为新的经济和教育中心，这一前景值得我们期待和探索。

人类社会实现从量的增长到质的飞跃，关键在于生产力水平是否提升。这不仅与教育科技的进步、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也依赖于我们对人力资源培养的重视。通过培养富有创造力和生产力的人力资源，我们可以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动力，推动社会经济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迈进。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作出了务实的阐释。“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对新质生产力的认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这说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定》强调，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这进一步明确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领域和着力方向，即要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同时要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

可以看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强调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之间的深度整合，这被认为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动力。科技创新不仅引领着产业创新的方向，而且是实现生产力质的飞跃的必由之路。在这一过程中，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与提升显得尤为关键，它为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不应被视为简单的废弃与替换，而是一个在保护与发展现有产业基础上进行的系统性优化过程。过去的产业基础和积累的财富，作为重要的发展资源，需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得到有效的利用与更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重点在于加快构建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近年来，我国制造业面临“脱实向虚”的挑战，这不仅影响了产业的健康发展，也对国家经济的稳定增长构成了威胁。因此，发展先进制造业不仅是对现有产业的补充，更是对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的必然要求。在当前中美贸易竞争的背景下，美国试图将部分制造业转移到印度、越南等国家，这对我国的制造业构成了直接挑战。为了维护我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领导地位，我们必须依托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加快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步伐。随着传统制造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逐渐减弱，发展先进制造业成为我国在全球竞争中保持优势的关键。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企业应该成为创新的主导力量。在发达国家，尽管政府在研发领域投入巨大，但企业仍然是创新投资的主体。这就要求企业家必须将创新置于战略高度，以推动企业的持续发展和产业的转型升级。从不同社会角色的视角来看，创新是科学家、政治家和企业家共同追求的目标。科学家在好奇心和对成就的追求下不断探索未知领域；政治家通过创新来提升治理能力和维护社会稳定；企业家则为了实现市场竞争优势和经济利益，积极投身于创新活动。

当前，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足够数量的真正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和企业家。为了突破这一瓶颈，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培育和支持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为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动力。此外，培育具有创新动力的企业家群体对于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至关重要。只有通过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才能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革新，进而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总之，新质生产力体现了创新、高科技、高效能、绿色发展等特点，其核心在于通过技术、生产要素和产业结构的深度创新，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升，从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这一概念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

马克思提出，技术进步和社会更新将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这表明，在生产要素的构成中，资本的比重不断上升。在资本主义体系下，随着科技的进步和设备的现代化，劳动力的排斥现象愈发严重，这不仅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还产生了所谓的“马太效应”。2008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反映出，当政府偏向富人阶层而忽视广大民众时，社会撕裂将不可避免。近年来，全球科技革命确实加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而过去认为存在的“涓滴效应”已被证明是不可靠的。在资本主义逻辑下，两极分化的加剧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推进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如何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与共同富裕之间找到平衡点，成为我们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这要求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不断探索，确保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能够造福全体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决定》指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必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论述为我们坚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人民性提供了根本遵循。它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坚持人民性，并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吻合。生产关系涵盖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产品分配方式。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并采取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确保了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主导地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符合这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要求，合理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对现代化人力资源的塑造提出了新的要求。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应仅限于少数人掌握先进生产力，而应通过教育培养和科技训练，使更多人参与其中，分享发展成果，实现共享。这不仅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协调发展的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重要途径。

科技作为现代社会进步的“双刃剑”，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可能导致劳动者的异化现象。然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技的发展应致力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的目标是构建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而非以神或物质为中心的社会。若单纯追求科技发展而忽视生产关系的调整，将不可避免地引发一系列问题。

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确保发展成果能够惠及广大劳动者。创新和产业发展的终极目标应是扩大经济规模，即“做大蛋糕”，随后合理分配，即“分好蛋糕”，以推动社会的共同富裕。这一过程是渐进的，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简单依赖于补贴和转移支付，而应注重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认识到共同富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这需要依靠全体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通过扩大经济规模来实现。但前提是，这些劳动者必须能够掌握先进的知识和技能，提升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如果他们只能从事简单劳动，可能会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难以分享到发展成果。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下，我们需要着力提升这些群体的人力资源层次，使他们能够真正参与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来。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要求我们从根本上解决群众无法掌握先进生产力的问题，让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提升，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体力量。只有如此，共同富裕才不会成为空洞的口号，而是一个可实现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在教育和培训等方面付出巨大的努力，切实提高广大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水平，使他们能够适应并主导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社会工程，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需要久久为功。

教育、科技与经济的密切关系在历史上有着清晰的轨迹，从16世纪意大利的经济繁荣到20世纪美国的科技革命，教育中心往往也是经济与科技中心。21世纪，中国有望在这些领域成为全球的引领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我国在教育和科技发展的道路上仍面临一些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教育模式与理念存在不足。尽管素质教育推广与应试教育改革的呼声高涨，但实际成效尚需进一步努力。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之间的教学质量差异显著，此外，学校减负政策的实施也面临重重困难。如何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平稳过渡，是我国教育改革的一大挑战。

第二，我国教育体系在知识传授上存在偏重。目前，教育过于强调硬知识的教授，而忽视了软知识的培养。根据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观点，知识不仅包括可以明确表达的硬知识，还包括难以言传的隐性软知识。当前，教育考试体系主要侧重于硬知识的记忆与理解，而缺乏对学生软知识、灵感和悟性的培养。正如佛教禅宗六祖慧能与神秀的故事所示，单纯的知识积累并不足以达到真正的理解与创新，而是需要更深层次的洞察力。在教育体系中，软知识的培养至关重要，它侧重于提升学生的思考能力而非单纯的知识记忆。当前，学生普遍面临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缺乏足够的时间进行深入思考。他们为了应对各种考试和认证，不得不将大量时间投入到硬知识的掌握上，这限制了他们对软知识的积累和创新思维的发展。历史上，诸如牛顿等科学家通过深思熟虑和悟性取得了重大发现，这些案例表明，创新往往源于深度思考。然而，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可能过于依赖信息检索工具，而忽视了思维训练的重要性。硬知识容易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但软知识的培养则需要长期的思考和实践积累。只有具备深厚的软知识基础，个人才能从知识的应用者转变为创新者。因此，教育改革应当重视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洞察力，以增加其软知识积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这需要我们在教育体系中进行深入的改革和创新，重视硬知识和软知识的平衡发展，促进理性与直观、逻辑与洞见的融合，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

第三，职业教育也应受到更多重视。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产品质量之所以高，与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有直接关系。相比之下，我国职业教育的地位相对较低，缺乏优秀的职业教育毕业生。传统“唯学历”的观念需要改变，要充分认识到职业教育在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中的重要性。“着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加强劳动者技能培训”，这不仅是提升制造业水平的需要，也是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关键。

第四，终身教育是当前教育改革的另一个重点。随着社会的快速变革，大学学历已无法满足终身职业发展的需求。因此，为广大群众提供持续学习的机会和环境，使他们能够不断更新知识和技能，紧跟时代步伐，是实现素质教育和能力提升目标的重要途径。

第五，高等教育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决定》指出，要“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培养”。教育部等五部门已经发布了《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明确提出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新设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淘汰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科专业。这表明，高等教育要主动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知识创新、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的需要，做好学科专业优化、调整、升级、换代和新建工作。

总之，教育改革应从转变教育模式和理念、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重视职业教育、推动终身教育以及改革高等教育等方面着手，以期实现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在科技领域，政府应当大力支持基础研究，为原创性创新奠定基础。同时，应发挥市场在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中的主导作用。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有利于科技创新体系的完善。此外，鼓励社会资本特别是企业家参与基础研究投入，也是促进科技创新的重要渠道。只有在教育和科技两个领域均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才能真正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崛起。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同时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这一制度框架下，国有经济作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经济体系。

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5月底，我国民营经济主体总量18045万户，占所有经营主体的比例从2019年的95.5%增长为96.4%，其中民营企业5517.7万户。民营企业在研发投入和人员、技术创新成果、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等方面均占有显著比重。从“56789”的视角来看，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以及90%以上的企业数量。此外，据统计，民营企业贡献了我国65%的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创新主体地位日益显著。这些数据充分证明了民营经济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历史经验同样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德国在20世纪初曾经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最终导致极端主义上台。尽管短期内通过非市场手段实现了就业率的提升和经济的恢复，但这种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阿根廷单纯依靠国有经济和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排斥民营经济，限制市场经济发展，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这两个案例凸显了真正的市场经济发展对于经济持续繁荣的重要性。在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民营经济的作用，是实现经济多元化、创新驱动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马克思在其经济学理论中提出，生产条件的分配是决定生产成果分配的关键因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公有制经济作为主体，为确保人民在生产条件分配上的利益提供了基础保障。然而，若完全排斥民营经济，可能会引发市场参与度下降和创新动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发展较为突出的地区，如长三角和珠三角，其共同特点之一便是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以浙江省为例，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过程中，民营经济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表明民营经济与共同富裕目标不仅不矛盾，而且能够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我国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方针：一方面，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确保人民群众在生产条件分配上的利益得到保障；另一方面，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其在促进就业、激发技术创新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公有制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主体，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稳定的就业机会，保障了人民群众在生产条件分配上的利益。这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为人力资源的培养和发展提供基础保障。通过公有制经济的稳定作用，可以确保人力资源的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得到有效实施。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企业，具有灵活的机制和快速响应市场变化的能力，能够有效促进就业，吸纳劳动力，特别是创新型和技术型人才。这种经济形态的活跃性有助于激发人才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活力，进而推动人力资源向更高层次发展。

政府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方针的同时，需要通过优化政策环境来激励人力资源的潜力发挥，包括提供创新创业支持、改善劳动市场的法律法规、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需要依托先进的科技和管理，以及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通过优化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结构和功能，可以更好地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进而推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方针，不仅有助于保障和提升人力资源的质量和数量，而且对于激发新质生产力的潜力、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公有制经济的稳定性和非公有制经济的活跃性，可以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强大的动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全球科技和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近年来，中国的人口增长呈现出放缓趋势，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

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的加剧对传统劳动力供给产生了一定压力。然而，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角度来看，这一问题有望得到缓解。随着人工智能、数字化等技术的广泛应用，许多依赖体力劳动的简单工作将逐步被自动化取代，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影响，并有助于化解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带来的矛盾。

对于超过传统劳动年龄的人群，例如其中经验丰富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技能人才，如何充分发挥其人力资源价值，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决定》指出，要“发展银发经济，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我国目前已实施一些政策，例如“银龄教师”计划，鼓励退休教师到偏远地区支教，取得了良好效果。延迟退休也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从个人发展角度来看，延迟退休可以让人继续发挥余热，实现晚年建树，这既有利于充分利用老龄人才，也符合《道德经》中“大器晚成”的理念。从创新、高科技和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年龄并非决定因素。这意味着，尽管中国的人口红利可能有所减弱，但如果从人力资源的角度出发，仍然存在巨大潜力。因此，我们不应过于悲观地看待人口老龄化问题。

在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赋能新质生产力方面，应从结构性角度着手。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终身教育和老年教育，不局限于传统的文化娱乐活动，而是拓展到高端知识技能培养，充分发挥老年人的智慧和经验。另一方面，要通过人工智能、数字化等技术，替代部分简单劳动，实现劳动结构的优化升级，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

单纯依靠社会保障制度很难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我们需要采取更为主动和创新的措施。如何将人口红利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命题。即便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也是一大挑战。作为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中国必须根据自身国情，开拓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应对之路。通过改革创新，在人口老龄化领域探索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案，为全球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新的思路和实践经验。

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构建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高素质人才是推动创新、引领发展的核心力量。人力资源管理的现代化建设，不仅关乎企业内部的效率和活力，更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它涉及人才的选拔、培养、激励和留存等多个方面，要求企业建立起科学、系统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首先，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依托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先进制造业不仅代表着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方向，也是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力量。在全球制造业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我国必须加快发展步伐，提升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实现这一目标，我国需要依托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通过提升教育质量和职业教育水平，培养一支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为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同时，通过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创新发展，优化人才配置，促进人才流动，提高人才使用效率，确保人才资源与产业发展需求精准对接。

其次，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要对人力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和利用。人力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而人力资源服务业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我国需要不断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包括基础研究的强化，以筑牢科技创新的基石。同时，通过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可以进一步激发科技创新的活力。优化产业结构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这需要依靠科技创新来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实现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意味着要通过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发展，促进劳动力、人才的顺畅有序流动，提高劳动参与率，加强老龄人力资源开发，拓展人力资源红利。这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灵活、高效的人力资源市场，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持。

再次，让企业家作为创新的主体角色，要改革教育体制和模式，培养创新型人才。我国企业家需要将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战略，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寻找新的发展路径，从而为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企业家应当把握这一时代主题，通过创新驱动，推动企业乃至整个经济体的持续发展。同时，现代化的教育和科研体制机制的建设对于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至关重要。我国的教育改革应当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为目标，推动教育模式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要增强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这正是创新人才培养的关键。通过改革课程设置，采用启发式、探究式的教学方法，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并提高其实践能力，为社会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人才。

此外，科研体制机制的改革也不容忽视。通过建立开放、协同、网络化的创新联盟，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结合，可以进一步提升科研成果的转化效率，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加强高等学校创新体系建设，建设国际一流的国家科技创新基地，有助于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最后，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赋能新质生产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能应对各种挑战，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责任编辑：马迪思）

【引用格式】杨灿明：《以现代化人力资源赋能新质生产力》，《新文科教育研究》2024年第3期，第5-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