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进文、胡帅｜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现状、问题与展望

作者简介：

邹进文，PG电子·(中国)官方网站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名誉会长，主要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学术成果先后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奖励。在日本《中国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经济史研究》《经济学动态》等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代表性学术著作有《中国近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以留学生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入选2015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民国财政思想史》《管子与商战智慧》等，《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1921一2021）》总主编之一。

胡帅，PG电子·(中国)官方网站经济学院经济思想史专业博士生。

摘 要：全球史注重世界的整体性研究，是全球化在学术领域的反映，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历史书写。在全球视野下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将拓展研究的视野，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国内学术界有关全球视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成果大体可以分为经济思想的东学西渐、经济学的西学东渐、中西经济思想比较和中西经济思想文明互鉴四个方面。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存在研究领域不平衡和研究不够深入两个方面的不足。未来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可以从加强中国近代在西方出版和发表的经济思想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等五个方面深进。

关键词：全球史；经济思想史；现状；问题与展望

早在古希腊时期，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就在其所著的《历史》一书中，以本民族的历史为出发点，站在希腊文化圈的中心来研究周边世界（两河流域、北非、意大利、黑海地区）的历史，开全球史研究之端绪。启蒙时代，随着地理大发现和第一次全球化的开启，“商品和知识越来越多地从亚洲、非洲以及大航海时代以后的美洲传入欧洲，使得学者们能够对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孟德斯鸠、伏尔泰、休谟、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罗伯特森（William Robertson）等学者都从不同方面对此进行了思考”。全球史研究亦因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大大丰富了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19世纪后半期以后，随着西方世界的崛起及其对全球殖民的“高歌猛进”，西方学者大多不再重视西方世界之外的其他地区的长期研究，其研究的重点转向欧洲，形成带有文化优越色彩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观。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欧洲史学发生重大转向，开始重新重视全球史的研究。1963年，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出版。该书打破西方中心论，从全球视野和互动的视角研究欧洲史，成为全球史研究的标志性研究成果。在全球史的研究中，经济史学的研究独树一帜。2003年9月，49位来自不同国家的经济史学者建立了“全球史网络”，英国、美国、荷兰、日本的许多大学的经济史研究学者成立了全球经济史研究中心。2006年3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创刊《全球史杂志》（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德国、法国、荷兰等国亦纷纷成立全球史研究的机构，发表大量全球史研究的论著。

受国际学术潮流的影响，中国史学界的全球史研究也蔚成风气。2004年，首都师范大学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全球史研究中心，并于2007年招收全球史专业硕士研究生，2008年创办《全球史评论》。2014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全球史研究院。2016年，山东大学成立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院。此外，一批在全球视野下研究中国史的高水平学术著作也相继问世。

全球史研究与以往国内的世界史研究相比，其最大的不同在于世界史侧重国别研究，全球史注重世界的整体性研究，关注世界各国、各民族相互依存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它是全球化在学术领域的反映，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历史书写，是历史学研究的革命。

经济思想史既是经济学的分支，也是历史学的分支，全球史研究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启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在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下不断融入全球经济思想体系之中，成为全球经济思想体系的一部分，中西经济思想摆脱了传统社会各自独立发展、少有相互取鉴的局面。在全球视野下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将拓展研究的学术视野，开辟新的学术研究领域。

基于全球视野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学术专著迄今尚付阙如，已有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学术论著，缺乏对近代以来形成的全球化的经济思想趋势的整体性把握，没有将中国经济思想视为世界经济思想的一部分加以观照。这种状况不利于世界经济思想文明互动、互鉴的研究，不利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深化。如何推进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本文拟就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研究展望三个方面略陈管见，以就教于学术同仁，以期共同推进这一新的学术领域的研究。

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有关从全球视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类：经济思想的东学西渐研究、经济学的西学东渐研究、中西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和中西经济思想文明互鉴研究。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古代创造了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经济成就。与经济文明的发展相适应，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文明以其巨大的历史张力波及世界，影响世界经济思想文明的进程。中华经济思想文明不仅在东亚地区直到19世纪一直占据支配地位，成为整个东亚经济思想文明之根，而且它还影响到西方近代经济学的发展，如近代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就受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深刻影响。在19世纪以前，中西经济思想交流的主要趋势是经济思想的东学西渐。

最早从东学西渐角度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是西方学者。西方有不少学者，特别是一些汉学家，高度评价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价值及其对西方经济思想特别是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说的影响，如法国经济学家维吉尔·皮诺发表的《18世纪的重农学派与中国》（1906—1907）一文和法国经济学家季德和利斯特合著的《经济学说史》（1909）一书，都认为重农学派曾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吸取了若干有益的思想。之后，法文论著《中国与法国重农主义体系》（1922）、《中国、重农学派与法国革命》（1929）和《中国对重农主义学说的产生和发展之影响》（1938）都论述了中国对于法国重农学派思想的影响。德国学者利奇温所著的《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1923）一书认为法国重农学派的渊源不是古代希腊，而是古代中国。日本学者泷本诚一所著的《欧洲经济学史》（1931）以“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作为该书的副标题，凸显中国经济思想对于欧洲经济思想的影响。英国学者赫德森的《欧洲与中国》（1931）和埃儒迪的《重农学派的公正管理学说》（1938）两部著作，都认为重农学派深受中国影响。美国学者马弗利克在其发表的《中国对于重农学派的影响》（1938）、《中国人与重农学派》（1940）、《中国对于魁奈和杜尔哥的影响》（1942）等论文和专著《中国：欧洲的模范》（1946）中，以丰富的史料论证了中国对于重农学派的强烈影响，其观点引起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关注，熊彼特在其名著《经济分析史》中，注意到中国人对于重农学派影响这一问题。

亦有少数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缺乏学术价值，对于世界经济思想的发展毫无贡献，比如美国学者欧·泰勒在《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第5期发表的《东方的经济思想》一文，认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无任何科学价值，没有任何东西“足以同中世纪西方的经院学者们在经济分析方面所做出的良好开端相媲美”。

除了关注中国经济思想对于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说的影响外，日本学者比较关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于日本经济思想的影响。田岛锦治1935年出版的《东洋经济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想》一书，认为中国上古的经济思想对日本国民思想的影响，就像希腊、罗马思想对欧洲各国国民思想影响一样巨大。该书还认为中国上古的经济思想与希腊、罗马的经济思想相比，“不仅不逊色，而且卓越之处亦不少”。

还有西方学者关注中国经济思想对于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影响。爱尔兰籍经济学家L·杨格在《太平洋经济评论》1996年第2期发表的《市场之道：司马迁与看不见的手》一文，认为亚当·斯密通过法国重农学派思想家了解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其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理论盗用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民国时期，亦有不少中国学者受西方学术界推崇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影响，在他们的有关论著中，从经济思想东学西渐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1929年获得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袁贤能在其博士论文《道家及其相关哲学对中国经济思想的影响》中，分析了道家经济思想对于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认为“道家和儒家改变了西方经济思想”，他重点分析了中国经济思想对法国重农学派和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影响。中国留学法国第戎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李肇义在其193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公元前3世纪的主流经济思想及其对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从中西经济思想对比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该论文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分析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主要流派；第二部分考证了重农学派受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思想影响的事实。唐庆增193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一书，认为“中国上古经济思想在外邦实产生有相当之影响”，该书专列“中国上古经济思想在西洋各国所产生的影响”一章，考察中国经济思想对于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

民国时期亦有学者否认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西方经济思想产生过影响，如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断然否认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方的影响，认为“重农学派诸子所由取得‘近代资本主义之最初的系统的发言人’的资格的经济理论，与中国古代重农思想无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系统研究经济学东学西渐的是巫宝三、谈敏和叶坦等学者。巫宝三着重从自然秩序、重农观点和经济分析三个方面考察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说的影响。谈敏在借鉴中外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论述了中国学术思想包括经济思想对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叶坦基于经济学术的“中西互动”理念，较为系统地考察了“中学西渐”对法国重农学派、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货币理论的影响。此外，叶坦还发表了《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以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为中心》（《河北学刊》2005年第2期和第5期）和《中日近世商品经济观及其现代价值——以石门心学与浙东学派为中心》（《文史哲》2007年第7期）等中日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学术论文。

以上基于东学西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都是立足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不涉及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但这方面的研究对于从全球视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自17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步入下行的轨道，失去了生机和活力，甚至僵化为固定的教条，变成束缚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与此同时，文艺复兴后的西方突破中世纪的藩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突飞猛进，经济思想文明开始繁荣，经济学开始成为独立的科学并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异军突起。从此，中国经济思想文明开始逐渐落后于西方，并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文明的传播总是由强势文明向弱势文明传导，中西两大文明落差的形成，导致经济思想文明的传播路径发生逆向转移：从经济思想的东学西渐转向西学东渐。特别是自19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的交汇，经济学西学东渐的进程大大加速。

学术界涉及经济学西学东渐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成果比较多，以下主要从经济学西学东渐的传播主体的角度，归纳、评述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有关成果。 

1.传教士

传教士是早期中西经济思想文明交流的最重要桥梁。早在鸦片战争以前，传教士就通过创办中文报纸、出版中文书籍，向中国介绍近代各种经济现象与经济常识。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还担任中国新式学堂经济学教习，传播西方经济学。学术界有关传教士与经济学西学东渐方面的整体性研究成果有李浩和梁永康的《外国来华传教士与晚清经济思想的早期近代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李丹的《新教传教士与西方经济知识在华的传播（1800—1860）》［《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和张夏青的博士论文《传教士与经济学的西学东渐》（PG电子·(中国)官方网站，2016）。

更多的是个案研究成果。1880年京师同文馆出版的汉译本《富国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介绍西方政治经济学的译著，在经济学西学东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学者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著作大都提及该书。张登德出版了研究该书的专著《求富与近代经济学中国解读的最初视角：〈富国策〉的译刊传播》（黄山出版社2008年版），该书采用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从阅读史、书籍史的角度切入，对《富国策》在近代中国的译刻和传播情况进行系统研究。刘晓峰的博士论文《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 汉译本〈富国策〉翻译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2017）从翻译学的角度研究该书。其他研究《富国策》与经济学西学东渐的论文有张登德的《〈富国策〉与西方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山东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和傅德元的《〈富国策〉的翻译与西方经济学在华的早期传播》（《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2期）。

2.海外留学生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随着中国留学运动的兴起和新式教育的发展，近代留学生群体开始取代传教士，成为传播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群体，他们对中国现代经济学的产生、发展起了极其关键的中介和先锋作用，占据了中国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核心地位。自此以后，在传播西方经济学的舞台上，传教士越来越变为配角。

研究留学生与经济学西学东渐的学者主要是邹进文，他出版了学术专著《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以留学生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发表了《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民国时期的运输经济思想研究——以留学生英文博士论文为中心》（与黄范文合著，《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年第4期）、《新历史学派视野下的晚清中国城市经济研究：周毅卿的〈中国宁波的商业形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2年第3期）、《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发展经济思想——以留学生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经济思想史学刊》2022年第1期）、《民国时期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3期）、《中国近代对外贸易思想研究——基于留美生博士论文的考察》（与肖玥合著，《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2期）、《中国近代货币思想的发展：以留学生英文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求索》2017年第9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近代的早期传播：立足于留学生的考察》（与邱小明合著，《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留学生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基于20世纪50年代的考察》（与李俊合著，《PG电子·(中国)官方网站学报》2014年第6期）等系列学术论文。

其他学者的有关成果还有张亚光、陈博凯的《近代归国留学生与北京大学经济学科的发展（1898—1937）》（《经济科学》2012年第2期）、肖玥的《中国近代海外留学生对外贸易思想文献述评》（《PG电子·(中国)官方网站学报》2017年第3期）、王金龙的《“墙外开花墙外香”：近代留美生留美期间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以其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东吴学术》2018年第2期）、王金龙和元青的《民国时期留美生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海外影响——以其博士论文为中心》（《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元青和王金龙的《民国留美生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缘起探析——以留美生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长白学刊》2018年第3期）、易棉阳的《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探索——以留学生为中心的考察》（《财经研究》2019年第7期）。

3.国内学者

20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国内经济学教育的发展及大批留学海外的经济学留学生回国，中国开始出现职业经济学者，他们成为经济学西学东渐的中坚。有关这一群体经济学西学东渐作用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对经济学西学东渐的整体性研究，二是对经济学西学东渐的个案研究。

经济学西学东渐的整体性研究成果，如李竞能的《论清末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传入中国》（《经济研究》1979年第2期）、戴金珊的《试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世界经济文汇》1985年第4期）、唐任伍的《“五四”前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赵晓阳的《西方经济学的传入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产生与发展》（《经济科学》2000年第1期）、王昉的《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20世纪20—40年代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讨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李丹的《西学东渐与晚清高等学堂经济学课程的设置》（《历史教学》2011年第11期）、任金帅和王先明的《从“生计”到“经济”——西方经济学在清末民初的历史演进》（《历史教学》2012年第3期）。

经济学西学东渐的个案研究成果，如严清华的《斯密学说传入日本和中国的简略评介》［《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夏国祥的《清末民初西方财政学在中国的传播》（《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和《西方财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财经研究》2011年第2期）、程霖的《西方银行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影响》（《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许康和高开颜的《百年前中国最早的财政学及其引进者——湖南法政学堂主持人胡子清》（《财经理论与实践》2005年第6期）、赵泉民和井世洁的《西方合作经济理论在中国的早期本土化》（《文史哲》2005年第6期）、严鹏的《德国历史学派与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德国研究》2011年第2期）和《民国时期李斯特经济学说的在华传播》（《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1期）、宋丽智和邹进文的《凯恩斯经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1期）。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东渐，既包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东渐，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东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东渐方面的著作，如张家骧主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运用与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张问敏《中国政治经济学史大纲：1899—199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谈敏《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1917—1919：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启蒙》（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和《1920—1929：从民国著作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经济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顾海良、邹进文《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1921—2021）》（经济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其中，谈敏的三部著作，运用大量第一手资料非常详细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堪称鸿篇巨制。论文如张问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概述》（《经济研究》1991年第6期）、张亚光和沈博的《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谈敏《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启示》（《经济思想史学刊》2021年第1期）、高静和田子渝《〈资本论〉经典诠释本在中国早期传播考察》［《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除上述国内学者外，亦有西方学者从西学东渐角度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进行研究。特雷斯考特（Paul B. Trescott）出版的英文著作《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1850—1950》（2007），通过对传教士、留学生、翻译家等对传播西方经济学的贡献以及中国各主要高校的经济学教学情况的介绍，全面、系统梳理了1850—1950年作为一门学科的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的历程，其中特别关注中国近代经济学与世界经济学的互动。此外，他还在西方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中国的制度经济学：燕京大学（1917—1941）》（1992）、《梁启超与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入》（1994）、《亨利·乔治、孙中山与中国：绝不仅是土地政策》（1994）和《凯恩斯主义如何传入中国》（2012）等学术论文。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奥丽佳·博罗赫（Olga Borokh）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多次来华参加经济思想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撰写了一系列有关经济学西学东渐的论文。2018年她在俄罗斯科学院主办的《现代史杂志》发表《评邹进文〈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以留学生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一文。

从整体上看，学术界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学西学东渐的研究是片段的，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中独具特色的文明，是世界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与当今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继尼罗河、两河流域文明之后而兴，并立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前者呈现农耕文明形态，后者具有商业文明气质，这两种文明孕育的经济思想各具特色，各美其美。中国和欧洲轴心时代的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各自产生的文化土壤及其对世界经济思想文明的贡献值得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

国内学术界最早提出立足于中西比较的角度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是梁启超。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提出“拟著一《中国生计学史》，采集前哲所论，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但他并未将这一宏大的学术构想付诸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系统进行中西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学者是胡寄窗教授，《经济问题探索》1981年第4期和第5期连载了他的《从世界范围考察十七世纪以前中国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一文。同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以上论文和著作，从中西经济思想比较的视野系统考察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取得的辉煌成就。1984年，《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一书的英文版出版，成为外国学者学习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胡寄窗还针对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围绕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是古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否应该注重中西比较的问题，作了深入探讨，认为中西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对比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胡寄窗不仅从中西经济思想比较的角度研究古代中国经济思想，而且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亦较早从中西比较的视野进行研究，他于1984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一书中有关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介绍了若干中国学者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产生的影响。严清华出版的《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部分内容涉及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洋务运动时期经济发展思想的比较研究。

经济学西学东渐并不是单向的，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东学西渐。在近代，不仅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迫切了解西方，而且西方人亦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希望了解中国。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有的还对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超民发表的系列论文，研究了借由1911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陈焕章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总结的中国古代常平仓思想对美国及西方近代农业政策的影响。程霖等学者考察了西方经济学中国化的近代历程，分析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中的创造性研究成果。范世涛基于新发现的英文文献，从全球视野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立场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中国农村派的经济思想在国际上的传播及影响。邹进文立足于中西经济思想文明互鉴的角度，着重研究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在西方的反响。

学术界立足于全球视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已有成果具有重大学术价值，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但是，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还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已有的大量研究成果是以全球视野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特别是古代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及古代经济思想的东学西渐。古代中西经济思想是在中西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的情况下各自独立发展的，鉴于交通的落后、资讯的不发达和人员往来的困难，当时并没有形成各民族、各个国家经济思想的频繁互鉴和互动，没有形成世界经济思想体系。因此，从全球视野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缺乏实证材料，研究难以深入。比如，有关法国重农学派经济思想受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影响的研究，史料大多数是引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材料，有关中国经济思想材料的引用非常少。因此，从全球视野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更多的是中西比较研究，中西经济思想的互动与互鉴研究难以深入，甚至迄今尚未有关于这方面的专题研究成果问世。

相反，近代以后在地理大发现、航海技术及资讯近代化等的推动下，由英、法经济学家首先构建起的近代经济学知识体系和随后的德国历史学派构建的经济学体系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向全球渗透，不断提升经济思想全球化的程度和水平。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被迫纳入经济全球化体系之中，中国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思想开始产生密切互动，中国经济思想开始摆脱前近代社会独立发展的故道而踏上与世界经济思想同频共振的新途，成为世界经济思想的一部分。

中国经济思想演进发生的这一重大转折，客观上需要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的视野由域内扩展至域外，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世界经济思想的互动与互鉴展开系统研究。但长期以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大多数学者鉴于中国近代经济和经济思想发展的落后及研究史料的搜罗不足（特别是有关外文文献的利用不够），有关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主要是立足于经济学的西学东渐的角度展开，强调西方经济思想对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变迁的影响，遵循的是经济思想的“冲击—反映”研究模式，缺乏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对西方经济思想、经济政策影响的研究。这种单向度的研究视野，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缺乏文化自信、理论自信的反映，不能展示近代中西经济思想文明互动的全貌，不能总结中西经济思想文明互鉴的历史经验，不利于为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创建提供历史经验教训。

已有的大量有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西学东渐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利用中文文献资料，大量的外文文献资料没有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由于没有利用中国学者在西方发表的大量外文经济思想文献资料，以及西方学术界对这些经济文献资料的引用与评述方面的资料，造成中国近代许多辉煌的经济思想成就没有得到系统整理、研究，甚至他们的经济学研究的成果都很少纳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体系之中。由于对中国近代外文经济思想文献缺乏了解和研究，民国时期一些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甚至对世界经济思想文明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如周毅卿、林霖、方显廷、刘大中（《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唯一有传记的中国经济学家）、李卓敏、张自成、蒋硕杰、吴元黎等，由于他们在1949年以后大多离开中国大陆，这一群体在近代取得的经济学学术成就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乃至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中都没有介绍，他们取得的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在有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研究的视域中被遮蔽。比如周毅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与德国新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有直接广泛交流的经济学者，他在其导师、德国新历史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毕歇尔（Karl Bucher）的指导下完成的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宁波的商业形态》，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历史学派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城市经济，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是中国第一部产生国际影响的经济学著作。该论文也是德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的有关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史观的“毕歇尔—迈耶之争”中，利用中国案例对毕歇尔观点的奥援，具有深刻的国际学术背景。该论文被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誉为“迄今论述中国一个（近代）城市经济的最佳著作”。1983年，美国纽约出版商将该论文列入“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丛书，美国著名汉学家、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彼特·施兰（Peter Schran）将该论文译成英文出版［英文书名：Forms of Business in the City of Ningpo in China（1909）］。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界对于该文献没有引起足够关注，这样一部在世界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具有深刻国际学术背景的学术著作，在中国鲜为人知，更谈不上从全球视野加以研究。

中国近代有些外文经济思想文献已经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如张培刚1945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但由于学术界缺乏对有关文献的全面把握，对于该论文在国际上产生的影响关注不多。事实上该书出版以后，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反响，美国学者威廉·H.尼科尔斯、海曼·库柏林、许烺光、奥林·J.斯科维尔、亨利·G.奥布里、格伦·T.巴顿、威廉·W.洛克伍德等在该书出版不久后纷纷发表了针对其的评论文章。另外，由于对文献资料的了解不全面，大多数论者以为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学者中仅有张培刚一人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事实上，20世纪40年代中国留学生中，研究发展经济学的专题博士论文除张培刚的论文之外，还有6篇：1945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王念祖的《工业化、货币扩张和通货膨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研究》；1945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丁忱的《工业化、资本积累和国内投资》；1947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桑恒康的《资本形成机制》；1948年获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辛膺的《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理论》；1948年获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潘玉璞的《国际资本流动和资本形成》；1946年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吴元黎的《资本形成与经济秩序：一个关于贫困国家案例的研究》。20世纪40年代中国留学生所撰的有关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博士论文，全面、系统展开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运用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这些成果第一次将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纳入研究视野，成为发展经济学奠基时代的奠基之作。这些成果标志着世界发展经济思想由研究发达经济体经济发展转向重点研究不发达经济体经济发展的重大转向，开创了经济发展研究的新时代，这是中国经济学人对于世界经济思想文明发展所做的开创性贡献。因此，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不能只单独研究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一文，而应将当时中国经济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加以系统研究，从整体上展示中国近代经济学人对于经济发展理论的贡献。

以上不足，降低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不能全面反映中国近代经济学发展的状况。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应突破以往盛行的国别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局限，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置于一个广大的时空范围之中，进行深入探讨，基于全球视野重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升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水平。

在农耕文明时代，世界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是多中心的，这些文明都曾经创造过世界农耕文明的高峰，它们的文明成就各有特点，难分伯仲。受当时技术条件特别是交通条件的限制，农耕文明的各个中心之间缺乏交流与沟通，因而文明形态，包括经济思想文明体现出明显的异质性。世界工商业文明呈现出单向度发展的趋势。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然后波及欧洲大陆，再波及北美地区及亚洲的日本。与工商业文明的单向度发展相适应，世界经济思想文明演进的地理路线也是世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首先在经济思想方面突破农耕经济思想的藩篱，产生了与农耕经济思想文明异质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到18世纪下半叶，英国诞生了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开创了比较完整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19世纪中叶，随着德国经济在欧洲的崛起，后起的德国不满足于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说，产生了主张国家干预的历史学派和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史学派不仅影响欧洲，而且对美国、日本的经济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中叶以后，美国继英国之后，成为世界新的经济霸主，世界经济思想中心也渐次由欧洲大陆转移到了美国。与此同时，欧美为主导的经济思想不断向后发的世界其他地区渗透，形成紧密互动的世界经济思想体系。

19世纪中叶，随着中国被迫纳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经济思想也开始受到西方经济思想影响，开启经济学西学东渐的进程。与此同时，随着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中国经济思想亦影响西方，对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经济学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亦有经济学的东学西渐，呈现出中西经济思想的文明互鉴的局面。

基于全球视野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及其与世界经济思想的互动的研究，应该透过世界看中国、立足中国看世界，在中西经济思想文明的交互影响中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变迁及其对人类经济思想文明的贡献。在研究中，应按照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对中国近代那些看似无关联的经济思想建立关联，特别是建立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世界经济思想的关联，并对这些关联作出归纳、分析与判断，构建起立体、多维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体系。

从全球视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可以多角度切入，至少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考察。

（1）中国近代在西方出版和发表的经济思想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随着中国经济学留学生大量留学欧美的著名大学（中国近代仅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就有200多人），他们成为职业经济学家，并崛起于世界经济学学术之林。中国近代学者撰写的学术专著有的在西方国家出版，有的还被译成多国文字，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些成果有许多不为中国学术界所了解，更没有纳入研究视野。比如1947年获得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张自存的博士论文《收支平衡的周期波动》于1951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以后，包括《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经济学杂志》等在内的西方著名的经济学杂志发表了针对该书的评论文章，高度评价该书的学术贡献。再如陈翰笙主编、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1939年在美国出版的《农村中国：中国作者文献选编》一书，选编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员王寅生、孙晓村、张锡昌、薛暮桥、刘瑞生、钱俊瑞、张稼夫等在20世纪30年代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撰写的中国农村经济学方面的学术论文50多篇，结集翻译成英文出版，它们是中国农村派研究成果国际化的标志性作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有关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第一次在国际上以外文方式系统发表，扩大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有关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成果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以上这类出版的外文经济学著作估计在100本左右。另外，中国近代学者还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了大量外文（包括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经济学学术论文，撰写了200多篇经济学博士论文和更多的经济学硕士论文，这些论文大多都没有加以系统整理和研究。

（2）西方学者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在近代，不仅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迫切了解西方，而且西方人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也希望了解中国、研究中国。他们认真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文献，特别是外文经济思想文献，从这些成果中加深对中国的了解，有的在其不朽的著作中还征引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文献。不少西方汉学家和经济学家通过书评及文献引用等方式，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文献作出评论。西方学者有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文献的这些引用和评论，扩大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在国际上的影响，显示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文献的巨大学术价值，是从全球视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珍贵历史文献资料，需要引起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比如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所撰的汉学名著《儒教与道教》一书就引用、评述了5篇中国近代留学生经济学博士论文：1909年获德国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的周毅卿的博士论文《中国宁波的商业形态》；191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陈焕章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魏文彬的博士论文《中国的货币问题》；1917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的张武的博士论文《中国的信用协会》；1920年获法兰克福大学博士学位的刘文显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田产的优点与经营》。以上论文目前仅有陈焕章和周毅卿的博士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3）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对世界经济思想文明进程和经济政策制定的影响。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曾经深刻影响世界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思想文明进程，对世界经济思想文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即使在风雨如晦的近代中国，中国学者在经济学的西学东渐过程中，亦积极吸纳西方经济思想文明成就，进行全新的学术构建，有的还取得了跻身世界经济学学术之林的辉煌学术成就，有些成果不仅影响世界经济思想文明进程，而且对于西方国家（如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这方面的成果包括发展经济理论、中外经济思想史、无形资产理论、货币理论、国际贸易理论等。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应通过扎实的文献考证和深入的理论分析，系统梳理、深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文献对于世界经济思想文明发展和西方国家经济政策制定做出的独特贡献，彰显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为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启示。

（4）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经济政策变迁中的国际影响因素。鸦片战争以后，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经济思想的变迁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亦由原来的独立发展而卷入全球化之中，因此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变迁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国际因素对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变迁的影响，大体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是西方人主动作为，试图影响和干预中国经济思想的变迁与经济政策的制定，以服务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二是中国近代经济学者、经济思想家和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在向西方学习、借鉴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西方国家的不同经济理论的影响，从而使他们的思想、理论和制定的政策体现出鲜明的国际因素影响的特色。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不仅应展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经济政策变迁中的国际影响因素的图景，更应深入分析这种国际影响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效应，从中获得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5）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中国化研究。由于中西社会历史土壤不同，现实经济发展状况有异，西方外来的经济思想在引入中国、推动中国经济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必然经历创造性转化——经济思想的中国化的过程。对此，中国近代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信仰者还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信仰者，都进行了艰难的探索，留下了丰富的、弥足珍贵的经济思想遗产。

中国近代马克思主义也是全球化的产物，它首先由西方传教士及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传入中国。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苏联、共产国际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帮助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与中国革命实际密切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其经济思想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二是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学说；三是关于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学说。中国共产党上述经济理论，初步构建起了中国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经济理论的指导，也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整合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颇具中国特色的民生主义经济思想。这一经济思想与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及西方经济思想构成中国近代三大主流经济思想，在海峡两岸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力，可以将民生经济学作为考察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代表性案例。

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亦在西方经济学的冲击下，试图突破传统的桎梏艰难地向近代转型。清末思想家编写的各种“经世文编”的经济部分，就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近代西方经济制度和经济理论冲击中国的回应，他们试图发扬经世致用的精神，通过中西经济思想的融合以应时变。

此外，中国近代经济学人如王亚南、陈豹隐、李权时、黄宪章等还立足中国实践，试图在借鉴、吸收西方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从20世纪30年代起进行了创建“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他们的学术观点虽然驳杂、不成系统，甚至相互冲突，但他们毕竟是当代创立“中国经济学”的历史始点，其成败得失值得深入研究。

总之，从全球视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将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提供新视角，扩大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内涵，展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对世界经济思想文明成果的吸纳成就和对世界经济思想发展的贡献，凸显对人类经济思想文明互鉴的关注与思考。

【引用格式】邹进文、胡帅：《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现状、问题与展望》，《新文科教育研究》2023年第1期，第5-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