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雨辰： 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嬗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构建

摘要：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对生态整体性规律的揭示和人类对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反思，是作为理论形态的生态文明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自然科学基础和社会历史基础。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西方绿色发展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在相互影响、相互质疑和相互批评中产生和发展，构成了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嬗变逻辑和发展的整体图景。这四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在理论基础、价值立场和理论性质上的区别，不仅使得他们对于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与争论，而且也决定了他们对生态文明本质的不同理解和解决生态文明理论内在矛盾问题上的不同思路和路径。他们的理论探索的价值和意义在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必须首先阐明生态文明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相容性，明确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在此基础上，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和哲学研究范式的有机统一，立足于中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科学地解决生态文明理论的内在矛盾，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实然维度和应然维度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生态文明；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

生态文明思想广泛地存在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但学术界一般把美国学者奥尔多·利奥波德在1949年发表的《沙乡年鉴》一书看作是理论形态的生态文明思想诞生的标志。在《沙乡年鉴》一书中，利奥波德以生态整体性规律为基础，要求树立有机论、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和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拓展到人类之外的自然所形成的“大地伦理学”，被美国学者罗尔斯顿和挪威学者奈斯进一步发展成为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基础的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人类中心论者通过回应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批评而形成了西方绿色发展思潮；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和西方绿色发展思潮虽然存在着诸多分歧和争论，但其共同点都是从生态价值观入手，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他们的这种做法受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他们要求从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性价值体系两个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文明理论的研究经历了从引进和借鉴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到独立自主探索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发展历程，形成了在学术界不同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并使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与生态文明建设逐渐实现了有机统一，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这个原创性的概念，而且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揭示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嬗变过程及其对生态文明理论内部矛盾的解决，探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方法论和可能路径。

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既与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也与人们对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生态危机的反思和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追求密切相关。生态科学、量子力学等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显示了整个世界的相互影响和普遍联系的有机关系，突破了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与自然观，形成了以研究整个世界的关系、关联为主题的生态哲学。生态哲学的兴起使人们开始用完全不同于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的眼光看待世界，为生态文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自然科学基础；在如何处理人类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人类大致经历了从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前工业文明阶段到和自然处于严重对立的工业文明阶段的发展历程。在人类发展的前工业文明阶段，尽管也存在生态环境问题，但这种生态环境问题还处于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内，人类与自然依然处于和谐共处的阶段；工业文明的发展和“二战”以后全球性的“发展热”使生态环境问题呈现出整体性、全球性的发展趋势，人类与自然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成为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人们对工业文明发展所造成的生态危机的反思成为生态文明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通过批评工业文明所信奉的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自然观、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追求无限增长的发展观，建立起了有机论、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拒斥技术运用与经济增长的稳态发展观。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批评又引发了人类中心论者的反思和回应，他们一方面强调谈论生态问题离不开人类的利益和愿望，并因此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进行辩护，另一方面又认为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要求人的任何感性欲望都应当得到满足，忽视了人类作为地球生态系统进化的顶点，应当承担保护地球生态系统的责任和义务，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解释为“人类专制主义”和“强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问题不在于要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而是要把“强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修正为以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基础的“弱式”人类中心主义，通过技术革新、经济增长和制定包括奖惩和预防机制在内的严格环境制度，生态危机就可以迎刃而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反对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和西方绿色发展思潮脱离社会制度维度，把生态危机的本质简单地归结为生态价值观问题的做法，其共同点是强调资本主义制度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穷人受生态危机的危害最大，现代性价值体系进一步强化了生态危机。所不同的是，有机马克思主义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之后，把理论重点放到了分析和揭示现代性价值体系所鼓吹的自由、平等、正义观念的虚幻性，批判人类例外论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资本主义社会盛行的消费主义价值观，主张通过有机教育，培育有机思维和共同价值观，主张通过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以地方生态自治和混合制经济相结合的基于共同体利益的市场社会主义社会来解决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展开生态批判的基础上，展开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批判和技术理性批判，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在本性上是反生态”的命题，指出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性质决定了价值观和技术运用的社会效应，进而反对生态中心主义和西方绿色发展思潮抽象地谈论生态价值观和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的做法，不仅揭示了在资本物欲至上的价值观和生态不正义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异化为资本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工具的必然性，而且揭示了建立在资本所制造出来的服从于资本追求利润和政治统治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必然会进一步强化生态危机，强调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就在于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消费主义价值观，建立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树立劳动创造幸福观，建立与古典经济学和资本没有关系的真正代表集体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或反对资本主义社会颠倒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新型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才能使技术进步、经济增长有利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

西方上述四种生态文明理论和绿色发展思潮在如何看待生态危机的本质与解决途径、应当树立何种生态价值观、应当如何看待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等关系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与争论，这种分歧与争论和他们秉承的不同的理论基础、不同的价值立场和不同的理论性质密切相关，本质上反映的是他们如何看待和处理生态文明理论的内在矛盾。依据生态文明理论的服务对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把生态文明理论的内在矛盾归结为地方与特殊维度和全球与普遍维度的矛盾、实然维度和应然维度的矛盾。所谓生态文明理论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指生态文明理论是服务于特殊人群，还是服务于人民群众；所谓生态文明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指以追求生存为导向，还是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和绿色发展思潮都力求解决上述矛盾，但由于价值立场和理论性质的缺陷，他们都没有真正解决上述矛盾。分析他们解决上述矛盾的思路和理论得失，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不同的理论基础、价值立场和理论性质决定了西方生态文明理论与绿色发展思潮之间的理论分歧与解决生态文明理论内在矛盾的不同思路和路径，具体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理论基础的不同决定了四种生态文明理论和绿色发展思潮是主张从社会制度维度，还是主张从生态价值观的维度来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理论基础是借助生态学科等自然科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而形成的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关系的抽象生态哲学，要求树立有机论和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与自然观，并把人类看作是生态系统中普通的一员，把自然凌驾于人类之上，以贬损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方式追求生态系统的和谐；西方绿色发展思潮的理论基础是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与自然观，其根本目的是主张通过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科学技术这一中介控制和支配自然，追求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尽管他们之间在具体理论问题上存在着争论和分歧，但其共同点是主张从生态价值观的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则主张从社会制度的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和自然的思想为理论基础，强调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应当从制度批判入手，考察人类与自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过程是如何中断的，并要求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消费主义价值观，建立以满足穷人基本需要为目的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解决生态危机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同发展；有机马克思主义则以怀特海后现代过程哲学的关系实在论为理论基础，要求摒弃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通过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树立有机思维、自然价值论和共同体价值观，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市场社会主义社会来消除生态危机。

第二，价值立场的不同决定了上述四种生态文明理论和绿色发展思潮的不同理论目的。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虽然力求解决生态系统整体的稳定与和谐这个全球维度的问题，但是其解决的途径却是把维系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和谐和人类追求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对立起来，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归结为保护人类实践之外的“荒野”，其结果导致了贬损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利的激进环境保护运动，因而他们也被工人阶级看作是“禁欲主义者”。他们之所以秉承上述观点，是建立在西方发达国家生产力高度发达和社会财富极大丰富，资本利益集团和中产阶级已经完全解决了生存的问题，并基于地球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忽视发达国家贫困人群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群众希望通过发展消除贫困的权利和要求，希望维系资本利益集团和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和审美趣味的基础上，本质上是一种忽视和否定人民群众生存权、发展权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特殊维度的生态文明理论。西方绿色发展思潮标榜他们所信奉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代表了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并把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看作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基础与前提，这代表了生态文明理论的普遍维度。但问题在于其理论目的是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自然条件，把生态文明的本质归结为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自然条件的环境保护，不仅把环境保护的责任强加在人民群众身上，而且他们所追求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并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而是为了维系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要求。这不仅意味着他们所谓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质上是一种服务于资本利益的“阶级中心主义价值观”，而且也决定了其理论本质上是否定人民群众需要和以追求资产阶级生活质量为导向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都要求通过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市场社会主义社会或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来解决生态危机，使穷人免受生态危机的伤害，是以满足穷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为目的的生态文明理论。但是有机马克思主义却否定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把生态文明看作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这就必然使其以穷人为中心的目的流于空谈而无法真正实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虽然反复强调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是建立在以满足穷人基本生活的基础上的，并强调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必须避免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满足于生态价值观的变革和地方生态自治，看不到任何地方性生态问题都与资本的全球化运动密切相关，也反对绿色发展思潮力图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框架范围内通过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解决生态危机的做法，指出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框架范围内所谓技术进步不过意味着资本对自然的剥削进一步升级，所谓经济增长只不过是满足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强调应当把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阶级运动，并提出必须把“地方性思考”与“全球性行动”有机结合起来的途径。

第三，理论性质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如何处理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生态中心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是后现代主义性质的生态文明理论；西方绿色发展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主义性质的绿色发展理论和生态文明理论。之所以说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在理论性质上是后现代主义的，是因为他们所主张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是从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自然科学规律中直接推出来的，被质疑这种做法混淆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存在论与价值论的区别，无法保证其理论的科学严密性和普遍性。为了回答上述质疑，他们又借助人的直觉和道德境界的提升，通过提出“生物圈平等主义”和“自我实现论”来回应上述质疑，这种借助人的直觉和道德境界提升的方式论证理论的科学严密性与普遍性的做法必然会陷入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同时，生态中心主义基于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技术过度膨胀的批判，既以贬损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方式来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和谐，又从批判技术过度膨胀走向了批判科学技术本身和反对经济增长的理论结局。他们这种反人类主体、反科学、相对主义、神秘主义和对物质主义的拒斥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正是由于其理论的后现代性质，生态中心主义主张通过拒斥科学技术和经济增长来解决生态危机；有机马克思主义是以怀特海后现代过程哲学为理论基础的，这使得有机马克思主义把文明看作是对自然的疏离，工业文明的发展造成了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和危机，并由此把生态文明看作一种后现代文明，强调生态文明必须是拒斥现代技术的本土的和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西方绿色发展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肯定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意味着他们的理论是现代主义性质的。但是与西方绿色发展思潮肯定的技术是技术理性，肯定经济增长是为了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肯定的技术恰恰是摆脱技术理性支配下的技术，是建立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有机统一的技术，并把经济增长的目的定位于满足人民群众，特别是穷人的基本需要。

正是由于理论基础、价值立场和理论性质的差别，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和绿色发展思潮不仅在如何理解生态文明本质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而且也以不同的思路和路径解决生态文明理论的内在矛盾。从对生态文明本质的理解看，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忽视和否定发达国家贫困人群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群众生存权与发展权，拒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或者把生态文明的本质理解为人类屈从于自然的所谓和谐的生存状态，或者理解为保护人类实践之外的“荒野”；西方绿色发展思潮则把生态文明的本质理解为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自然条件的环境保护；有机马克思主义把生态文明理解为拒斥现代技术的自足自给的农耕经济，并把中国传统的农耕经济看作是生态文明的体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强调生态文明是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是利用工业文明的技术成就，通过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使人们到创造性的劳动而不是异化消费中寻找满足和幸福，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同发展。从对解决生态文明理论的内在矛盾的路径看，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虽然提出了维护生态系统整体稳定与和谐这个生态文明理论的全球性维度的问题，但其却是以否定和忽视发达国家贫困人群和发展中国家生存权和发展权，维护资本利益集团和中产阶级既有的生活质量这种方式来实现这一目的的，不懂得一旦人们无法满足自己生存需要的时候，人们就必然以破坏生态环境的方式追求生存，这就决定了其维护生态整体稳定与和谐的目标必然无法实现，并把维护生态整体稳定与和谐归结为保护人类实践之外的“荒野”，反对人类任何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行为，这就决定了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在实践中只能沦为保护“荒野”的伦理话语和激进的环境保护运动；西方绿色发展思潮通过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内涵的阐发，把自己装扮成代表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全球维度的生态文明理论。但问题在于其理论的目的并不是真的要解决生态危机，而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自然条件，实现资本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这就意味着他们所说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质上是“资本中心主义价值观”“阶级中心主义价值观”，他们所追求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其理论本质上是维护资本特殊利益的绿色资本主义理论。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性价值体系是生态危机根源的同时，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和价值归宿定位于满足穷人的需要，是一种以穷人为目的的生态文明理论，其生态文明理论的全球维度主要体现在把整个世界看作是有机联系的整体，把维系生态系统整体的和谐与满足穷人的基本需要作为其理论目的。但是问题在于，一是有机马克思主义把整个世界看作是不同层次的共同体构成的整体，如何保证不同层次之间共同体以及这些不同层次的共同体与整个生态共同体之间的和谐，是有机马克思主义无法解决的理论难题；二是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可看作是脱离全球化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无法真正解决生态文明理论的全球维度和地区维度的辩证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虽然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在本性上是反生态”的命题和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但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样也无法解决生态文明理论的内在矛盾。这是因为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着秉承以“生产条件”概念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奥康纳阵营与秉承以“物质变换裂缝”概念为核心的哲学研究范式的福斯特阵营之间的争论。前者不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具有潜在的生态学视域，只有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展开重构，才能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分析生态问题的工具，而且强调生态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重矛盾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并由此把理论重点转向了对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构上；后者则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生态唯物主义，生态危机的本质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矛盾所造成的生存危机，并把理论重点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挖掘和整理上。原本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和哲学研究范式应当有机结合，才能既揭示生态危机产生的具体机制，又把解决生态危机看作是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但奥康纳阵营和福斯特阵营却因为无法达成共识而展开激烈的争论。因此当全球气候问题这个更一般的生态问题成为主要矛盾的时候，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或者缺乏有效的理论工具分析气候问题产生的具体原因，或者缺乏从人的生存这一本体论维度分析解决气候问题的价值与意义，导致其在理论上逐渐走向衰落。

总的来看，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和西方绿色发展思潮是忽视人民群众生存权和发展权，追求资本利益集团和中产阶级生活质量导向的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是追求穷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生态文明理论。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嬗变和解决生态文明理论内在矛盾的思路的价值和意义在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的思想为指导，立足于中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转换的具体国情，在吸收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积极成果的基础上，一方面把如何推进绿色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实然维度；另一方面应当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推进人类的自由解放这一视角，把如何推进全球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应然维度，辩证地解决生态文明理论的内在矛盾。

我国生态文明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西方环境思潮的引进与评介，伴随着对西方环境思潮研究的深入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我国学术界不仅出现了认同生态中心论、人类中心论或历史唯物主义等多种理论谱系并存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而且围绕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关系的研究形成了对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和补充两种主要观点。“生态文明”第一次进入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的文件中；第一次进入党的文件是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党的十八大报告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这一目的出发，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美丽中国建设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不仅强调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且提出了生态文明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新格局”的要求；在2018年5月18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从突出加强党的领导，加快构建生态文化体系、经济体系和制度体系等在内的生态文明体系建设和打赢污染防治战的要求的维度，对如何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进一步论述，形成了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应该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并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之一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我们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生态文明”不仅成为中国学术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流行的概念，而且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也成为学术界的显学。如何从学理上构建和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学术界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前提在于必须首先阐明资本主义社会最多只存在为了保护资本主义再生产自然条件的环境保护，其本质是与生态文明不相容的，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真正展开生态文明建设。如果我们把1949年利奥波德发表的《沙乡年鉴》一书看作是作为理论形态的生态文明思想的诞生的话，“生态文明”这一概念则是在1978年德国学者费切尔在《论人类生存的环境：兼论进步的辩证法》一文中明确提出的。他是在评论如何看待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社会进步观这一问题的争论时指出技术进步具有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两种属性，要避免技术进步的消极意义就必须破除忽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保持生态平衡的重要性，追求物质财富无限增长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信念，建立一个人类与自然共同进步和生态平衡的社会。1995年美国学者莫里森在《生态民主》一书中进一步从文明形态发展的视角，把生态文明规定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并强调生态文明既要求以可持续和动态平衡的观点来看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指出生态文明实际上意味着实现工业文明生活方式的变革对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要性，并强调生态文明应当建立在民主、平衡与和谐三大支柱上。虽然作为理论形态的生态文明思想和生态文明概念在西方最先产生，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与生态文明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由此导致了除有机马克思主义明确使用生态文明的概念之外，生态中心主义者一般使用“保护荒野”，西方绿色发展思潮一般使用“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等概念，而不使用生态文明的概念。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与生态文明的不相容性，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以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都作过系统分析。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与生态文明的不相容性，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主要体现在他们的“两个和解”的思想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则主要体现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本性上是反生态”的命题和对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上。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于推进生产力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进步意义，但同时也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必然造成人与人的异化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的裂缝和中断，解决上述矛盾就必须通过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能够合理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共产主义社会，从而实现“两个和解”。所谓“两个和解”是指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及人类与自身的和解，这一思想是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两部著作中明确提出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书是恩格斯写于1843年年底至1844年1月，并于1844年2月发表在马克思与卢格主编的《德法年鉴》上，该著作明确提出了“两个和解”的思想。该著作立足于无产阶级的立场揭示古典经济学的自利本质，指出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全部利己的论辩只不过构成人类普遍进步链条中的一环。他不知道，他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过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马克思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了私有制和分工所造成的异化劳动现象，强调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和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是人类与自然界、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和解”的思想强调的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的前提是既要求消除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又要求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基于上述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不仅造成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工人生存环境的破坏和身心健康的损害，而且通过资本的殖民活动和资本的空间生产对落后国家自然资源的掠夺，使得生态问题呈现出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并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最终必然造成人类与自然之间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的裂缝和中断，这就决定了要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并进一步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合理协调人类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同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为指导，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与其自然条件的“第二重矛盾”、资本的本性、以经济理性为基础的资本运行的逻辑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危机发生的必然性，不仅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在本性上是反生态”的命题，而且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存在为了把自己的产品装扮成绿色商品，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和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自然条件的环境保护，不可能有真正的生态文明建设，只有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把生产目的定位于生产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实现生产目的的正义，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和展开生态文明建设。总的来看，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与生态文明是不相容的，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不是为了生产使用价值，而是生产交换价值以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另一方面，资本的本性是无止境地追求利润和实现自我增殖，“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和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和自然都不过是资本追求利润的工具，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物本”至上的反人性和反生态的性质，也决定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结局必然是资本宰制人，物质与精神、人与自然严重对立的畸形和片面的现代化。

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由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主义的理想所决定的。从人类文明发展的理想维度看，人类文明的理想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类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使人类文明发展呈现出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辩证关系，并从与人的关系维度具体展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历程，从人与自然关系的维度具体展现为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发展历程。生态文明正体现了人类对工业文明的发展所造成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反思，以及对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理想追求。从社会主义的理想看，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而且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发展规律，以“两个必然”的命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强调只有扬弃私有制，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并把共产主义社会规定为合理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生态型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并由此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总体布局经历了从“两个文明”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十八大以来的“五位一体”的演变。十八大以来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不仅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基础和战略地位，而且要求“五个文明”协调共同推进，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只有立足于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这一高度，我们才能摒弃那种把生态文明建设看作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权宜之计的思想和做法，实现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的根本转换。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还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的思想为理论基础，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和哲学研究范式有机结合起来，科学地解决生态文明理论的内在矛盾，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地区与全球维度、实然与应然维度的有机统一。改革开放虽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我国依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只不过长期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和发展不可持续的问题要求我们转换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把发展的重点放到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不可持续的问题上，这在客观上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首先应当是追求发展和以生存为导向的生态文明理论，从而作为一种发展观起到推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地区和实然维度。同时，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是关系到民族国家和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人类和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这就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应当具有推进全球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和应然维度，实现中国生态文明理论全球与地方、实然与应然维度的有机统一，解决好生态文明理论的内在矛盾。这就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必须在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思想的基础上，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和哲学研究范式有机结合起来。历史唯物主义在人和自然关系的问题上，一方面坚持人类和自然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具体的历史统一关系，另一方面又强调人与人关系的性质决定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这就决定了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必须从分析人与人的关系入手，并把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生态利益关系看作是解决好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历史唯物主义在探讨生态问题上不仅坚持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而且还坚持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和哲学研究范式的有机统一。正是借助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如何造成人类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中断的生态危机以及使生态危机呈现出全球化发展趋势；正是借助哲学研究范式，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建立一个能够合理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能够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应当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和哲学研究范式有机统一起来，既运用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揭示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制度与生产方式、发展理念与发展方式和组织各种劳动要素的体制等具体根源，坚持环境正义的价值取向，探寻解决生态危机和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具体途径；又运用哲学研究范式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本体论维度，探讨解决全球生态危机和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可能途径。

【引用格式】王雨辰：《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嬗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构建》，《新文科教育研究》2022年第4期，第13-23页。